健康谣言蛊惑了谁

受访专家: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 季建林

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戴幸平

本报记者 王冰洁

“发烧就得捂捂汗”“饭后躺着会胃下垂”……一打开家庭聊天群,不少“伪养生科普”扑面而来。专家反复“打假”,谣言却仍变着法“招摇撞骗”,尤其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,不少人无奈地说:“谣言跑得比病毒还快。”

七成人“宁可信其有”

美国流言研究者塔莫茨·西布塔尼认为,谣言源自重要但真相模糊的事。网络上流传广泛的谣言几乎都带有两个关键词——“真假难辨”“与切身利益相关”,尤其是生命健康。由于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敏感性和关注度较高,相关谣言影响力更大、传播范围更广。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《新媒体蓝皮书》表明,食品安全类、人身安全类、疾病相关以及健康养生等已成为微信谣言传播“重灾区”。

很多国家都受健康谣言困扰。近期,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等机构联合研究发现,社交媒体中,与吸烟产品、药物、疫苗、疾病等相关的健康谣言最常见;英国《独立报》报道称,2020年4月,由于“5G导致新冠”“5G辐射致癌”等诸多谣言,至少20座5G基站被破坏,超过1万人组建“反5G群组”策划抗议活动。

“近年来,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有所改善,但仍不够高。”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季建林表示,健康领域尤其是医疗领域的专业性极强,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存在一定距离,易被谣言钻空子。公众无法辨别真伪时,常有“不敢不相信”的顾虑。数据显示,对看起来重要但难辨真假的谣言,七成人“宁可信其有”。

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戴幸平表示,面对谣言,不少人存在“从众心理”,即使质疑谣言的真实性,但身边人都相信时,便倾向于顺从多数人的观点,抱着“大家都分享了我也这么做”的想法。这种做法很可能造成二次传播。季建林表示,有些人对谣言的真实性“摇摆不定”,于是在传播时强调其中自己认同的部分,然而“认同”不一定正确,在一个接一个人的加工下,谣言变得更符合公众一贯的“认知”,听起来更加“科学”。

戴幸平介绍,临床中,患者最易轻信的谣言有以下几种:宣传不耗时、低成本、不需就诊的自我疗法,比如“按摩疏通乳腺结节”,这类谣言大多与营销或企业有关,没有科学依据;食品安全也是“重灾区”,例如曾被多次辟谣的“塑料大米”;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常在风口浪尖,如果官方信息滞后,一些不明真假的小道消息先入为主,甚至会导致公众对官方形成“信任危机”;医患关系也是造谣对象之一,谣言常选择“非法行医”“医生不负责”等角度,裹挟公众情绪,博得关注度。

季建林补充说,还有不少谣言的主题是“抗衰老”“长寿”,以此推销保健品。由于这一领域尚未纳入医学管理,处于健康保健和医疗之间的“灰色地带”,为谣言滋生提供了“土壤”。

几类人易上当

季建林表示,性别、年龄、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人群的谣言易感程度。

女性传播性更强。2017年发布的《谣言易感人群分析报告》显示,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相信谣言,且在传谣人群中,以女性居多。季建林表示,从生物学来讲,女性更容易被“暗示”,面对不了解的新信息时,会下意识判断为真;此外,社会对性别的定位中,大多要求男人更理性,而女人要更感性、情绪化、社交化,这也会对女性形成“暗示”——面对谣言时不需理性,更乐于分享。

老年人群易轻信。老年人普遍惧怕衰老和生病,具有较强烈的焦虑、恐惧心理,更倾向搜索与食品安全、健康养生相关的信息,这恰好也是谣言泛滥地带。相较于年轻人,老年人对新技术了解较少,信息来源较单一,更难鉴别信息的可靠性。即使是高文化水平的老年人,也免不了被谣言蒙骗。季建林表示,到了一定年纪,文化程度与谣言易感程度无关,甚至呈现正相关。接触谣言时,他们更容易凭借自身经验,相信符合自己认知的内容,并为此强行找“证据”,即使观点本身是错误的。

慢病人群求知心切。比起老年人,慢病人群对疾病的恐惧更甚,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更强烈。当专业发声不足、获取渠道单一时,他们深陷“信息饥渴”,更易“病急乱投医”,相信谣言。

低学历人群难辨真伪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指出,受教育程度低、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更易相信健康谣言。由于缺乏经验或健康知识,低学历人群、青少年对虚假信息的鉴别、处理能力不足,更易被“操控”。

此外,对卫生系统不信任、对非正统疗法感兴趣的人也是谣言易感人群。2017~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美国人对医疗保健的信任度降低了20%,全球医疗保健信任度下降了4%,导致谣言更猖獗。

认清谣言的套路

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曾说:“真相还在穿鞋时,谎言已走遍了半个世界”。官方、医院在辟谣路上从未停歇,但谣言仍会变着花样传播,这就需要群众擦亮双眼,认清谣言的套路。

标题营造恐慌。严谨的医学科普不会选用带有强烈暗示性的标题。一些谣言标题则会选用危言耸听、夸大其词、故弄玄虚的表述,比如“癌症前兆”“死亡率100%”“要人命”等,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,营造“死亡恐惧”。

披着科学外衣。近些年,也有谣言摒弃耸人听闻的套路,向科普“看齐”,打出“研究发现”“权威专家”的旗号,甚至使用晦涩的“专业术语”,凸显“权威性”,有些谣言还会在真实事件、研究基础上,模糊关键事实。比如“钟南山说,无一素食者感染新冠病毒”,但钟南山并未说过此话,且他推荐均衡饮食;另一个谣言“柳叶刀最新研究:多吃主食死得快”则是断章取义,原研究显示的是高精细主食有损健康,且未表明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能长寿。

旧事改头换面。篡改老旧谣言中的时间、地点、主角,就能变身全新谣言。比如,每逢蔬果大量上市时,“草莓和西瓜不能一起吃”“西瓜和桃子是劲敌”等食物相克的谣言就会应声而起。

视频图片加持。不少谣言打着“有图有真相”的旗号传播,造谣者利用合成图片、加工视频、拼凑文字等方式制造谣言,让公众感觉事实确凿。比如“人造鸡蛋”一说,事实上,人造鸡蛋的成本比真鸡蛋还高,商家又怎会“以次充好”?

紧贴热点话题。一些谣言总是紧贴新闻热点,凭借新闻本身的高关注度获得流量,比如当“转基因食物”成为热点话题时,“小番茄、紫薯是转基因食品”“转基因食品影响子孙后代”等谣言就会甚嚣尘上。

戴幸平表示,在社交媒体的巨量信息中,健康专业话语权容易被“淹没”,需号召更多专业人士加入科普阵营,成为信息传播的“谣言过滤器”;公众也应尝试从权威健康媒体、医院官方账号等可靠来源中寻找健康信息。季建林强调,在一定程度上,谣言的传播侧面反映出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,信息公开透明是对付谣言传播最有力的“杀毒剂”。政府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发布机制,充分利用权威信息渠道,包括互联网、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短信、电话等,及时发布辟谣信息,尽可能覆盖更多人群,提高社会影响力。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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